库叔推荐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的文章，带各位库友认识不一样的大国总理。

在周秉德心中，周恩来是关心她人生大事的“月老”，是请她吃法国牛角面包的伯伯，是自己一人承担家中子女教育费用的族长，更是七妈邓颖超最亲密的灵魂伴侣。

由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没有亲生子嗣，作为周恩来长侄女的周秉德就成为与他们关系最亲密的晚辈。

周秉德12岁就搬入中南海，在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身边生活了十余年，亲切地称周恩来为“伯伯”，邓颖超为“七妈”。

在侄女眼中，周恩来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生活中的周总理和影像资料中的有何不同？让我们跟随周秉德女士细腻的笔触，一起追忆她眼中的伯伯周恩来。

文 | 周秉德 周恩来长侄女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 邓颖超》，金城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家长

提前退休以后，爸爸（周秉德之父，周恩来的兄弟）的工资明显地减少。可是家中六个孩子，除了我和当飞行学员的秉钧外，家里四个孩子都上学，负担很重。

周秉德的父母，摄于1961年

那是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回到西花厅。工作了一夜的伯伯正好起床，在客厅他对我说：“秉德，你爸爸退休手续办了吗？”

见我点点头，伯伯又继续问：“我坚持让他提前退休，你爸爸想得通吗？”

对伯伯，我历来是实话实说：“爸爸还好，倒是妈妈有点想法。”

伯伯“喔”了一声道：“说给我听听。”

“反正，爸爸的一贯态度就是这样：‘我一切听哥哥的，哥哥怎么说，我就照办。’妈妈却想到实际问题，她说，如果征求她的意见，她就要说说自己的想法，现在四个孩子读书，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我让你爸爸退休，你想得通吗？”

“当然想得通。如果没有伯伯的帮助，就是爸爸工作，我们六姐弟上学早就要向学校申请助学金了。伯伯帮了我们这么大忙，妈妈真不该有什么想不通了！”

“话不能这样说。”伯伯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从一个家庭来说，你妈妈有看法，这也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她是个很自立、很自尊的女性。你爸爸就不一样了，他是我弟弟，我们从小也是依靠伯伯养大，当然他从我这儿拿钱去养你们，他不会觉得心里有什么不安。而你妈妈却不同，从她的角度上看，当然应该你爸爸自立，顶家过日子，总拿我的钱，她心里就觉得不踏实，不自在。”

伯伯说着，表情有些激动起来：“秉德，你给你爸爸妈妈带个信，下星期天，让他们一起来吃饭，我再和他们谈谈我的心里话。其实，我让你爸爸退休还有一层想法。我们原本兄弟三人，你二伯伯早逝，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你奶奶去世那年，我9岁，你二伯8岁，你爸爸只有3岁。你奶奶临去世前，握着我的手，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叮嘱我：你的两个弟弟还小，答应娘，一定好好照顾他们……我当时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点头。当时父亲在外谋生，顾不上我们，我就承担起了对两个弟弟的抚养责任。我们相依为命两年多，直到我去东北。如今，我自己选定了这条路，就只能向前，不能退却，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你爸爸不同，他身体不好，早点退休也能平安地度过下半生，也算我对你奶奶的承诺有个交代。秉德，我会交代成元功他们从现在起，每月从我工资里拿出200元，还是由你拿回去给爸爸妈妈。”

“伯伯，不要给那么多！我和秉钧都工作了嘛！”

“多给你们一些，这是让给你爸爸吃些补养品。他胃不好，体质也太弱了。”

“不要那么多！”

“怎么？我这伯伯的钱不要，你准备让你爸爸妈妈向组织申请补助吗？如果是这样，我心里能安吗？用我的钱就可以少花人民的钱啊。”伯伯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秉德，你千万不要觉得用我的钱心里愧疚，你要记住，我和你二伯、你爸爸都是你们的四爷爷养大的，我养你们也只是在尽我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周家上辈的好传统。希望你们这一辈、下一辈和后世子孙们，也都能这样有困难互相帮助，而不给国家增添负担。好不好？”

我除了点头，还能说什么呢？

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因邀请的外宾多，要将外地 来京人员疏散。我们家恰有几位亲戚从外地来京， 伯伯在动员他们离京前跟大家合影留念

从1954年到1968年，几乎每个月都是由我从卫士长成元功叔叔那儿签字领钱，每个孩子20元，后期还有给爸爸的营养费。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再到每月200元，一直到1968年，我们6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为止。

我年轻时，不懂事，以为反正他们是国家领导人，收入一定多得很（当然我从来不问他们的收入是多少）。我都工作了，想滑冰，想买冰鞋，向他开口；想买自行车，又向他开口。伯伯从不拒绝，但又不能完全满足我，他出一半，让我自己也得出一半。

直到伯伯去世后，从卫士的回忆中，我才知道伯伯对我们家的经济补助，占到了他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有时甚至二分之一！有一次，总理在办公室工作时，忽然抬起头来问了一句：“秉德不在北京，同宇家这个月的生活费，你们别忘了送过去。”

其实，伯伯、七妈帮过的不止有亲属，还有许多身边工作人员以及旧部旧识。

王海青是伯伯办公室的一位秘书。1954年，国家为了培养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通过全国统考录取部分在职人员上大学。这时王海青的妻子侯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在七妈鼓励和支持下，她考取了天津医学院医疗系。

1955年11月，在学校读书的她突然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正在她悲痛之时，接到七妈委托她的秘书张元写来的信，信中转达了七妈的话：“听说你的父亲去世，希望你不要太难过，把哀痛化为力量，用在学业上去。你在学习期间，经济不宽裕，现托海青转去我的工作费伍拾元，作为给你这次回家往返路费的补助，请收用，并望保重。”侯真阿姨热泪夺眶而出，她把钱寄回老家，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期末考试。七妈那封充满真情的信，她一直珍藏在身边。

1956年8月的一天，王海青一家刚吃完午饭，七妈敲门进来说，听说你们的宝宝要进幼儿园，要花费一些钱，我给准备一下。随后，七妈从衣服口袋里掏出80元交给侯真。王海青和侯真眼含热泪目送七妈远去的身影。后来她深情地回忆说，没有伯伯和七妈的鼓励和支持，整整5年大学她是无法坚持读下来的。

伯伯、七妈帮助过的工作人员又何止这一对？

可是对自己呢，伯伯、七妈节省了再节省，几乎到了自虐的程度！

1960年，伯伯洗脸用的是最普通的505绿色彩条毛巾，一条毛巾洗一年，中间破了四个大洞。成元功给伯伯又买了一条505，只不过是红条条，早晨伯伯从办公室出来，准备洗脸去睡觉时发现了：“我那条毛巾呢？”

“中间破了四个大洞了，该换条新的了。”成元功在旁边说。

“两头还是好的嘛！毛巾嘛又不是外衣，只要能用就行！快给我拿回来。”

“总理，那天韩大夫不是说了吗，您脸上毛囊之所以不断发炎，就是因为洗脸毛巾太破、太硬，不断摩擦引起的！”成元功叔叔以为搬出了医生的“明确诊断”，一向尊重科学的伯伯就会服从的。

“有道理。”果然，伯伯点点头。只是成元功还没来得及“得胜还朝”，伯伯一扬眉一眨眼反问道，“成元功，你说纱布软不软？”

“纱布当然软。”

“好。你去请霍爱梅同志（当时七妈身边的工作人员）找点纱布把毛巾中间的大洞补一补，这样毛巾又能继续用，而且纱布洗脸软和又不伤皮肤，既节约又保护皮肤，两全其美。对不？”

“对！”刚刚起身的七妈正好进来，“等纱布再用破，还可以当擦脚布，不能擦脚了，还可以当抹布嘛！咱们国家还很穷，就是以后富裕了，也要节约呢！”

于是，那条用纱布补了中间，已经看不清颜色的505毛巾，又继续“亲吻”着伯伯的脸……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那条毛巾，谁能相信他的主人竟是掌管一个大国经济大权的总理，一个月收入400.80元的总理！

从伯伯身边工作人员做的一个统计中，我才知道经我手拿去补贴我们家用的那些钱的分量：伯伯的工资是400.80元，七妈的工资是347.50元。从1958年算起，到伯伯去世的1976年中，工资累积不足17万元，伯伯、七妈拿出他们两个人工资近四分之一，即四万多元用来补助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这4万多元，由我送到爸爸妈妈手中的恐怕是其中的大头！我记得特清楚，伯伯、七妈在世时经常讲，他们之所以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亲属和部下，是不愿他们因困难向国家申请补助，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

伯伯对自己生活上的衣食住行都不在意，不追求讲究，更反对奢侈，自己的工资还经常用在公事上。中国乒乓球队在国际比赛上所有项目全部取得了冠军，伯伯为表示鼓励，自费宴请他们。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宣传部队艰苦朴素的作风，在社会上影响很好，伯伯宴请剧组的同志们，在院子里散步时，两手报肩高兴地与他们边走边说：“我请你们吃饭。”七妈在旁提醒说：“恩来，这月你只剩下几毛钱了，还请客？”伯伯立即改口：“是邓大姐请你们吃饭！”类似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啊！

2

孝子

1976年1月8日伯伯去世后，我尽量多些去西花厅看望七妈，慰藉七妈。有一次，她交给我伯伯的一件遗物——黑色的皮夹子。

郑重地接过皮夹子，意外地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张发黄的照片，是我爷爷！照片背面还有伯伯亲笔写的“爹爹遗像”四个字，现在仍然清晰可见。

伯伯在新中国成立前贴身携带的小黑皮 夹，内装机密文件、给我七妈的信件、 还有我爷爷的照片

伯伯为什么曾经天天贴身放着爷爷的照片？我心在颤动，我相信，伯伯的这一举动，一定内含着父子情深的动人故事。

原来，跟着伯伯到重庆的爷爷晚年也很孤独：伯伯、七妈总是忙，尤其是伯伯，为处理国共合作中不断出现的摩擦，他夜以继日，成天连睡觉的时间都挤到最少最少；即便是钻防空洞躲敌机，他也要在副官挂起的马灯旁，专注地看文件看电报。常常爷爷就坐在很近的灯影里，伯伯也没时间没心境陪他聊聊家常。当然伯伯也知道爷爷寂寞，他也觉着心里不安。

1942年6月下旬，伯伯的小肠疝气发作，住在重庆歌乐山医院手术。大家怕爷爷着急，没敢告诉他。7月5日爷爷高烧不止，又住进了另一家医院。起初，七妈没有把爷爷生病的消息告诉伯伯，她6日那天没去看伯伯，一直守在爷爷身边照顾。她在爷爷床边写了封信给伯伯，告知爷爷先发冷，继之发热，体温四日未退，医生诊断为疟疾。这里有她照顾，让伯伯放心。谁能料到，十日那天，爷爷永远闭上了眼睛。

七妈知道伯伯对其父亲一向很孝敬，他又极重感情，如让他现在知道老人病故，精神受刺激，对养病不利。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暂时不告诉我伯伯他父亲去世的消息，等他出院后再说。

要瞒住细心的伯伯真不容易，爷爷去世的消息只瞒了三天。当伯伯在医院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三日，顿时惊得脸色苍白，术后虚弱的病体不支，一下跌坐在地上泪如雨下，恸哭不已，决定立即出院。然后，他是在大家的搀扶下回到办事处的，他泪流满面，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悲痛欲绝的心情，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他！钱之光不敢回答。伯伯转而向七妈大发雷霆：“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责问得七妈直掉眼泪，无言以对。这一夜，谁劝也不行，伯伯执意单独坐在灵堂，为父亲守灵，直到东方欲晓，鸡叫天明……

当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的广告栏中有一则伯伯为其父亲去世登载的讣告。

伯伯和七妈在《新华日报》为爷爷连登了数天讣告

据说，伯伯、七妈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唯一曾为父母去世而登报发布过《讣告》的。后来在2013年初，我还收到了台湾的友人李敖先生来信，并随函附来他自己所存档案资料中当年《新华日报》影印件（见首），信中专门评述伯伯对传统文化造诣之深厚：

《周恩来年谱》中只提到“守灵至拂晓”的事，表示周恩来遵守旧道德规范，不知重庆《新华日报》别有《讣告》。从1942年7月15日到1942年7月19日，共产党党报上头版连登5天《讣告》。《讣告》中“显考”、“讳”、“府君”、“男恩来”、“弃养”、“抱恨终天”、“媳颖超”、“随侍在侧，亲视含殓”、“安葬……之阳”、“哀此讣告”、“伏乞矜鉴”等等，全是对旧道德规范的遵守，一点都不革命党呢。

伯伯在拍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时仍不能克制自己悲痛的心情：“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主席立即复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读到了伯伯所写的信和电报的内容，听当时在场的童小鹏、张颖详细介绍，我才真正清楚并且体味到，即便做了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伯伯也从没改变他对父亲的一片孝心。他天天把“爹爹遗像”装在贴身衣袋，一装就是七八年之久。

上面提到过李敖给我的信，那我们是怎么相识的呢？这说来还真有点意思。

2012年，我和妹妹一同到台湾，这是周家在台湾的一位远房亲戚李传洪邀请的。我们就提出了要同李敖见面。李传洪说，李敖这个人轻易不和别人见面，更不轻易跟人吃饭。我说，你就告诉他，我要跟他说他外婆家的事。结果，第二天中午，我们就同李敖一起吃了顿饭。在饭桌上，我就对他说，我妈妈抱过你。

“啊？”李敖听了，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然后问道，“怎么回事？”

“我妈和你小姨是在哈尔滨时的小学同学，中学也是同学，你妈是老大，你这位小姨很小，生你的时候，我妈和你小姨都是年轻学生，到你妈家里去看你，那时候觉得很新奇，所以就抱了抱你。”我回答。

“哎呀—”李敖扭过头去，跟饭桌上的别人说道，“我被‘共匪’的家属抱过，那我是不是也有‘共嫌’啊？”

大家听了李敖的调侃，都乐了。

后来，李敖的儿子到北大上学，还请了我去给他们社团讲课。我们之间一直都有联系。

3

恋人

1955年夏季，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主动申请做乡村教师。不料，教师的生涯刚刚开始了两三个月，校长找我谈话，说调令已经来了，让我第二天就到朝阳区委宣传部去报到。

当我和那位年轻的派出所所长告别时，隐约感到他流露出对我的好感和留恋。

我那时刚满18岁，对男女之间细致微妙的感情的确是一片空白。

周六晚回到西花厅，我轻松地哼着歌，帮师傅盛饭端菜。

“秉德，这么高兴，是不是谈恋爱了？”刚从办公室出来坐到饭桌边的伯伯，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两臂抱在胸前，头一歪，笑眯眯地问道。

好机敏的伯伯，看样子啥事也瞒不过他的眼睛！我的脸腾地燃烧起来，忍不住“扑哧”笑出声。

“不会吧，秉德刚参加工作才三个多月嘛！”七妈一边拿筷子一边说。

“笑就是默认了，不信问她！”伯伯咬一口包子，口气十分肯定。

“我本想吃完饭给伯伯、七妈汇报这个事，既然被伯伯一语道破，就提前交代吧！”于是，我把与所长怎么认识的过程和因自己要调到区委工作才捅破的事讲了出来。

“你怎么不当小学教师了？调到区委，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伯伯的口气一下变得十分严肃起来，“人家是不是照顾你离城近些？你还是应该多在基层单位锻炼，不要调到机关工作才好。但我又不能直接干涉你们基层组织的工作安排。”

“我可没打伯伯的牌子找过人！”遇到这种严肃的问题，必须丁是丁，卯是卯，伯伯一直要求我们不能利用他的关系而有任何特殊待遇。“在我填写过的履历表里，只有在入党志愿书里我填写了与伯伯和七妈的亲属关系。在朝阳区，还没人知道我是您的侄女。现在是为了开展肃反工作，要抽调一些党员到区委临时工作，小学教师里党员极少，才抽到我的。”

“这点，我完全相信秉德。恩来，让秉德接着介绍那个对象的情况嘛！”七妈快人快语。

于是，我又接着介绍下去：“最近我听区委的同志说，那位所长本人是党员，无论工作和群众关系确实都不错。不过，他说过父亲当过什么封建一贯道的坛主。”

“一贯道坛主？这合适吗？”七妈有些意外，脱口而出。

伯伯这时用现身说法来启发教育我：“秉德，你知道吗，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

伯伯突然当着七妈和我的面讲起了自己的恋爱史，让我非常意外。

他说：“开始的确不错。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当年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采取互教互学的办法。张若名的法文较好，经常担任主讲人，还曾将自己的讲稿整理成文，发表在‘少共’的机关报《赤光》上。后来，这些文章还被团中央编入了介绍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中。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参加社会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几次跟踪和盘问，受到组织的误解和批评。她感到委屈和不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她决定脱离政治活动，留在法国专心读书，学成后再回国效力。是的，为国效力，使中华腾飞，这确实是我们的理想。‘五四’运动前，我也曾经信奉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甚至我还希望中国能像日本那样‘军国救国’。然而斗争事实证明，这些路都走不通，中国要独立富强，只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一定不变的，既然我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生伴侣，理所当然必须是志同道合的，要经得起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而与你七妈频繁通信，还向她求婚。”

张若名

“那位张阿姨后来怎么样？”

“张若名后来获得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1931年就与丈夫杨堃回国任教。起先在北京，后来到了云南大学中文系当教授。1955年4月我去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回国时从昆明路过，我和陈毅还与张若名夫妇见了面。”七妈在旁补充说：“我还怪他没与他们合个影，都是老朋友了嘛！让我看看他们现在什么样儿了！”

我真想知道，当年在巴黎，伯伯与张若名分手时都说了些什么，这样也能最稳妥地结束我的初恋。只是看伯伯总忙，瞧他匆匆来去和彻夜不灭的灯光，我再没好意思开口。但以我少女的直觉，我相信以伯伯的为人，他可以苛求自己，他可以有自己的择偶原则，但他必定会豁达地对待一切；不当恋人，却可以是朋友；不以革命为友谊的基点，但能在正直爱国上找到共同语言。这也正是为什么伯伯的朋友特多、特广的原因之一。包括那些政治上完全反对他的人，也能因爱国的共同目标，甚至仅是出于对他人品的敬仰，而帮助他多次化险为夷。

30多年后，我从邓中夏伯伯的儿子口里知道了这样一段故事。

1928年正值伯伯去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回国时为了安全他独自从欧洲绕行。那次邓中夏托伯伯给他新婚的妻子小妹带一件礼物，邓中夏说这是他坐牢3个月才省下的一点点津贴费，要伯伯无论如何一定要买个最好最合适的礼品。到法国后，伯伯就去找了张若名，他相信她虽然脱离了革命，但绝不会出卖朋友。果然，她不仅在里昂掩护了伯伯，还帮伯伯选定了一块银质的瑞士坤表。后来邓中夏说过，小妹特别喜欢这块表。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牺牲20多年后，伯伯又见到小妹。她告诉伯伯，那块银表是中夏留给她的珍贵纪念，至今还珍藏着。

4

月老

半个多月后的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回到西花厅。因为知道伯伯和七妈都到北戴河去了，我在屋里取了本书，想回爸爸、妈妈那去看看。走到门口，正好碰到伯伯下车。

“伯伯，您不是在北戴河吗？”

“有事回来。”伯伯与我握握手，“明天是星期天，秉德，等会儿跟我一块到北戴河去，七妈有事要跟你谈。”

“好啊！”我随和地答应一声，心里猜想，一定是要谈我的个人问题。因为伯伯工作太忙，他是无暇问及我们的个人问题的，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其实1958年到1960年，伯伯正因为“反冒进”的问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他曾经向中央提交了辞呈，一度西花厅“门前冷落车马稀”。但是，我们这些小辈在西花厅里从来没有见过伯伯发愁烦恼过，他在我们面前永远是那么从容不迫，镇定自若，精神矍铄，仿佛世间没有解不开的疙瘩，过不去的火焰山！

我随他一块儿回到西花厅，他进办公室，我习惯地坐在客厅里看书。伯伯的办公室虽然没挂牌子，但那里对我们孩子来说是“禁区”，别说我们，就连与伯伯一同革命、生死与共的七妈，进伯伯的办公室也是要先敲门的。伯伯忙了一阵出来，可能是等个什么文件，便坐到客厅来与我聊天。

“伯伯，今天我是跟你乘专列到北戴河吗？”建国初期我是经常跟着伯伯、七妈一块乘车去看戏，到颐和园游玩，但还从没乘伯伯的专列离开过北京城，尤其没去过北戴河。

伯伯点点头，话锋一转说道：“秉德，给你商量个事情吧？”

“当然好啦，有什么不好！”我答应着。

“你的婚姻问题能不能在25岁以后解决？”伯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我，“女孩子嘛，25岁以后也可以啊，不要过早。我们国家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1949年人口统计是四万万五千万；这才几年，已经达到五万万多了。我们国家应该实行计划生育，否则，工农业生产发展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国家要富强又从何谈起呢？按我的设想，我们中国是人口基数这样大的国家，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就要坚持晚婚，而且生孩子要晚一点，稀一点，少一点。你看，你能不能在25岁以后再结婚？”

五六十年代，女孩子一般在20岁上下，最大二十二三岁就结婚了，我的好几位同学都已做了妈妈。但听了伯伯讲的道理，我觉得很对，也感到了我作为总理侄女应尽的义务。“没问题，当然没问题！”我爽声答应，“你有这个要求，我肯定这样做！”

“好！”伯伯脸上浮现出由衷的笑容。

火车开动了，车轮滚滚，车身摇动。伯伯坐在桌边，专注地批阅文件，仿佛置身无人之地。我坐在不远处的窗口，望着一闪而过的风景，心里暖呼呼的。至于伯伯对我晚婚的要求，我想我一定要做到，那时并没多想深想。

不久，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又给我介绍了一位。记得那是个上海人，妹妹也在北京读大学。那一天，热心的新世直接把他们兄妹俩领进了西花厅。伯伯一听介绍也挺高兴，当即交代成元功：“从我的工资里拿出100块钱，交给维世，让维世夫妇安排秉德和那两兄妹还有新世夫妇一块去四川饭店吃顿饭！”出门前，他还特别对我说：“秉德，你还记得我的要求吗？”

“是晚婚晚育吗？”我顽皮地眨眨眼睛，轻声凑近他的耳边问。

“晚婚不等于不谈恋爱嘛！”伯伯笑着说，“不支持你谈恋爱，我会出钱请客？”

现在的宴席，一般的就是几百，有时还会数千，甚至上万，可是往往吃请回来，仿佛记不起吃了什么，只觉肚子仍是空空。可20世纪60年代初，伯伯那100块钱，可相当我近两个月的工资啊！在四川饭店请我们吃的那顿饭，尽管由于时间的洗刷，我也记不清都上了什么菜，但当时我吃得那个香，那个饱，那个兴奋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毕竟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平时在机关吃，粮食定量，平均每天我只有八两，油一月才半斤，新鲜猪肉更是很少有缘问津了，更别说什么宴会了。因此，伯伯出钱请的那顿饭，给我留下了极深的记忆。

这次我没有征求伯伯、七妈的意见，因为我一听说他父亲是资本家，就对自己说：算了吧，还是坚持政治条件第一。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家庭出身好像就被列入另册，我不愿在伯伯的亲属关系中因我而增加任何的复杂因素。

1963年，已经26岁的我还待字闺中，细想起来，当时可真应了妈妈常说的那句老话：“皇上不急，急死太监。”我成天乐乐呵呵的，依旧一副无忧无虑童心未泯的笑模样，而年近半百的妈妈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谁知我这样的想法更使妈妈着急，更觉得我在爱情问题上“缺根弦”，她也是急不可待，想来想去，竟直接找到了伯伯的老警卫秘书何谦家里。

于是，何谦的爱人林阿姨把沈谦的长子沈人骅介绍给我。

沈人骅于1963年

那是春天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十点半，我电话约了人骅一块来到西花厅。走进中南海的西北门，人骅突然问：“今天总理在吗？”

“当然在！七妈打电话告诉我的，今天伯伯正好在家，他们两位要见见你。”

“我真有点紧张。”一身军装的人骅手心冒汗，连鼻尖上都有细小的汗珠子。

“紧张什么！”我笑着打趣道，“待会儿进家，你就想面前的是伯伯，别想是总理就行了。”

话是这样说，一见伯伯走进客厅里，人骅“腾”的从沙发里站起身，右手紧贴帽檐，恭恭敬敬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脱口而出：“总理好！”

伯伯点点头，握着人骅的手带笑问道：“人骅，你是不是比秉德年纪小？”

“我大，我今年34岁，她27岁，我比她大7岁！”人骅很认真地回答。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你长相英俊潇洒，样子比秉德还显得年轻嘛！”

也真怪，伯伯说完这句话，刚才面色拘谨全身紧绷的人骅，立刻显得放松多了。

“人骅，我记得建国初的《兵役法》上可有明文规定，独子不当兵，你是独子嘛，怎么会破例了？”七妈笑着问道。

“抗美援朝开始时，我正在大连工学院读无线电专业，我只想保家卫国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报名参军了。当然，参军的事，我开始没敢跟父母讲，担心他们不同意，我只给爷爷写了一封信。爷爷立即回信支持我！”

“党外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沈钧儒先生确实当之无愧！”伯伯眼里流露出真诚的目光。

看餐桌上已经摆好了菜，七妈招呼大家入座，说：“人骅，你是第一次到家里来，我请大师傅加了两个菜，咱们边吃边聊嘛！”

“人骅，你妈妈姓什么，是哪里人？”伯伯吃了两口饭问道。

“我妈妈姓张，是浙江海盐人。”

“喔，海盐人？”伯伯停下筷子，头一歪又问道，“和张元济他们家有什么关系？”

“张元济是我妈妈的堂伯父。”

“喔，还真有关系！这一家子我知道，很好啊，多年来和我们党的配合一直都很好！”伯伯点点头微笑着称赞。

回家的路上我才知道，张元济是中国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而第一次见伯伯的人骅更觉得惊叹：“总理熟悉的党外朋友真多！反应联想的本事也真神了！”

5

伯伯

伯伯和七妈平时吃的都很简单，有机会时我就想帮他们也改改口味。1974年我调回北京后，学会了腌咸鸭蛋，腌得蛋黄油很多很亮，腌的很成功，就拿去给伯伯和七妈品尝，他们吃了都很高兴。那时我的工作单位在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一次下乡组织出口货源时买了二斤国内不好买到的栗子（那时要用来出口换外汇）。到西花厅后，我一进门就把包放在了门厅，七妈看见后说：“你这包里带了什么东西，这么沉？我看看。”她打开一看是栗子，很高兴。由于她平时也吃不到，就抓了两把去厨房，留着做菜时候用。

5月31日上午，我接到七妈打来电话，说伯伯约我中午去西花厅与伯伯七妈一起吃午餐。

到了西花厅后，我看到永远衣冠整齐、随时准备办公、外出或开会办事的伯伯，今天穿着睡衣来到客厅，心情很放松。以为他总算有点自己的休息时间了。不过，伯伯消瘦的面庞上又添了几许老年斑，眼神也显得疲惫。

见到七妈，我赶紧问发生了什么事？七妈笑笑说：“是你伯伯让我打电话，还亲自叮嘱烧饭师傅，今天秉德来，加个菜！”

饭桌上，伯伯显得特别放松，没像往常那样快节奏。他微笑地递给我一个两头弯弯的面包：“秉德，你先尝一尝这个面包。”

我咬了一个角，又香又酥，到嘴即化！

“怎么样。好吃吗？”

“真好吃！”我又咬了一大口，连连称赞说，“几日不见，大师傅的手艺又上一层楼！”

“哈哈，这可不是大师傅做的！”伯伯乐了，“这是地道的法式羊角面包，是小平同志刚刚从法国带来送我的。他还记得我们在法国留学时，都喜欢吃这种皮酥心软的面包。”

伯伯吃得很少，放下碗筷，他没有离席，好几次为我夹菜！余光中，我发现伯伯一直在看我，那眼神显得格外温柔、亲切。这在过去是很少有的，往日他吃饭总是很快，无暇聊天，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与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会餐，他也总是第一个离开。一是为让大家不拘束、多吃点；另外他也的确太忙，他总是快步走进办公室，忙他的去了。

吃完饭后，伯伯告诉我：“我现在有点病，明天要住院一些时间，以后见面机会少了，送你两张我和你七妈去年在大寨的照片。”

“谢谢伯伯！”我高兴地接过照片收了起来。在我记忆中，伯伯除了送我手表、自行车（一半由我自费）、七妈拍摄庐山风景照片、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精装《毛选》四卷等外，这是伯伯又一次亲自送给我照片。那手表是50年代，伯伯看到上海能在国内首先制造出手表，为国产品牌高兴。也为了支持民族工业发展，自己花了120元购买了一块上海牌男表。后来上海手表厂造出了坤表，他又花60元买了一块上海牌坤表送给我。

送了照片，伯伯又嘱咐我说：“你以后除了认真工作，还要好好教育沈清、沈桐两个孩子。对孩子不要交爷爷奶奶带，老人带孩子容易娇惯。你们要自己带，不要娇惯，要认真教育，但也千万不要打骂，打骂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以后回想这次的见面，其实，伯伯是在向我道别！送的照片，是给我留下的永久纪念！但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还以为伯伯到医院调养些时日，就可以又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的工作了！我还很认真地对伯伯说：“伯伯，这回您可是想通了，您忙了一辈子了，也没有机会好好去休养一下。这次去住院，您就好好养养身体吧！您的身体底子好，就是缺少休息。到医院白天体检，晚上好好睡个完整的觉，如果能坚持半个月，不，最好能休息一个月，您又能像过去一样精神焕发了！”

伯伯答道：“我争取吧！”

多少年来，我一直庆幸伯伯有个健康的身体！他有过人的精力，敏捷的动作，走起路来步伐又快又有力。冬天他衣服也穿得十分单薄，去机场迎接外国来宾，就是严冬，他也不戴帽子。常常伯伯在西花厅前厅站起身向外走，身后年轻卫士赶紧跟上递大衣，伯伯边走边穿，常常左手一伸，右手一套，穿大衣的工夫，人已经走出七八米迈步出门。卫士如果不小跑两步就赶不上给他开车门。

记得成元功说过：1965年3月23日伯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罗马尼亚，24日参加乔治乌·德治主席的葬礼。清晨，他向总理报告，今天很冷，外面气温已达零下18度，您的中山装里一定穿上毛裤和厚毛衣。伯伯平时在国内，最冷的天也从没穿过毛裤。伯伯反问道：有这么冷吗？正巧，他的俄文秘书马列一身雪花从外面跑进来。伯伯就问：马列，外头冷不冷？还是体壮如牛的毛头小伙子马列回答说：不冷！于是伯伯就不肯穿毛裤，成元功坚持了半天，他只在衬衣外多穿了一件毛背心。

在步行送葬的数公里路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队伍行进十分缓慢，再加下葬仪式，在户外呆了将近5小时！东欧许多国家首脑穿着圆圆滚滚，厚厚的皮大衣，毛茸茸的皮帽、皮手套，还一个个冻得鼻青脸肿直跺脚。而呢子大衣里只穿一身中山装和一件毛背心，在整个队伍中独一份的单薄精干的中国总理，脸色红润，表情从容，身体笔挺，步履稳健，那份英俊和洒脱，令许多外国首脑惊讶和羡慕，私下里还有人向翻译打听：周恩来吃了什么药，会有如此神奇的抗寒能力？

知道实情的成元功急坏了，马列也吓坏了，大家都料定回国后总理一定会大病一场！可也真神了，伯伯回来后啥病没有，照样黑天当着白日，连轴转地开会、见外宾、批文件。成元功和马列这才松了口气，大伙都打心眼里佩服伯伯的身子骨真棒！

6

最后一刻

1975年12月底，伯伯生命最后的活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有着详尽的记录，也成了我永远的纪念：

得知给自己理发多年的北京饭店职工朱殿华几次捎信请求来给理发后，嘱托身边工作人员：来师傅给我理发二十几年了，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了，谢谢他了！

在病痛中，同守候在身边的邓颖超低声吟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在病重期间，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根据50年代与邓颖超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死后将两人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和土地上。关于丧事，对邓说：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向邓颖超表示，他心里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

在与病痛作顽强的、最后的斗争之际，多次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情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并对一些回忆得起来的党内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和过去身边工作人员的处境、下落等表示关切。

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十三次，约四十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仍继续坚持工作。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十七次，在医院召开会议二十次，出医院开会二十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七次。

伯伯的最后一刻，我在七妈身边。

12月31日，我陪七妈去看伯伯，他情况很好。《元旦社论》和毛主席两首诗词发表后，我们又去时，他还让我给他念了三遍，让卫士又给他念，他自己还要看。

7日晚上，我陪七妈去看时，还看不出有明显的变化。

8日准备晚点去，早晨我正在给七妈读文件，电话来了，伯伯突然心心力衰竭！我们立即以最快速度到了医院，当时他仅有一点微弱的呼吸（我问：当时他知道七妈已来到他的身边了吗？），他已认不出你七妈了……9点57分心脏停止了跳动。

伯伯在临终前非常坚强。这种病极为痛苦，但他从来没有喊过、叫过，尤其七妈去看他时，他再痛也连吭都不吭一声！

医生们知道他很痛苦，告诉他：喊一喊会减轻一点儿痛苦，你想怎么喊就怎么喊吧！他也没有喊过一声！

库叔荐书

总监制：王磊

监制：夏宇

责编：戴丽丽 李逸博

编务：谢芳